子卉生活品味: 6月 2025

以下是这期亞洲周刊的文章

從印尼到北京到香港身份認同與離散史詩

資深媒體人張宏艷出版新書，描述父輩從印尼回到中國，再選擇安居香港，遷徙過程除了地理變遷，也是身份重塑，是離散滄桑的史詩。

作為生於北京、長於香港的印尼華僑後代，資深媒體人、現任香港中大傳訊及公關處長張宏艷在新作《從彼島到此島︰印尼華僑的離散故事》中，詳敘家族三代華僑的身份認同與離散滄桑。從長輩們一九五零年代放棄印尼護照、孤身回到祖國的青春奮鬥史，再到改革開放後輾轉香港、重啟人生的漫長遷徙過程，張宏艷通過大量的調查採訪，發現離散的本質不是失去鄉土，而是在人口流動中重構精神家園，家在哪裏，鄉土就在哪裏。在全球化時代，交通越加便利、互聯網越加發達，東南亞新一代華僑也不知不覺成為了新「世界公民」，重塑了人口遷徙離散歷史，這又與老一代華僑歷經艱辛的離散經歷形成明顯差異。亞洲週刊專訪張宏艷，探尋全球化背景下新老印尼華僑的離散經歷與身份認同差異，以下為採訪摘要：

在寫這本書的過程中，哪一段家族成員的歸國經歷或細節讓你特別震撼？

其實寫這本書我挺慚愧的，光是動筆就花了十年，可心裏琢磨這事快三十年了。最早的觸動來自十六歲，我始終不解，為什麼那麼小的孩子會被獨自送往異國？後來發現這並非個例：我母親十六歲回中國，叔公十二歲，舅舅十五歲，大量印尼華僑家庭的孩子在中學年紀就漂洋過海回到中國。最震撼的是，當時印尼與中國沒有邦交，孩子們要放棄印尼護照，意味著「一去不知歸期」，但父母仍執意送他們回國。這種「一往無前」的決心，至今讓我感慨。我訪問過的印尼華僑，回國年齡大多在中學階段。他們中很多人在印尼生活優渥，家裏講中文、請華僑保姆，卻在青春期毅然踏上歸途。放棄護照的那一刻，他們或許不知道，這不僅是地理的遷徙，更是身份的重塑。

你認為支撐華僑在不同環境中堅持的精神力量是什麼？

他們回國後面對的現實與想像落差極大。在印尼，華僑家庭普遍講中文、上華校，語言混雜福建話、印尼語和普通話，形成獨特口音。回國後，這種「非純正」的中文反而成為隔閡，讓他們被視為「異類」。融入主流社會的掙扎，貫穿了他們的遷徙史。我認為精神力量源於「選擇的擔當」。許多年輕人為回國與父母鬧翻，當現實與理想衝突時，他們沒有逃避。比如我父親念醫科，到香港後因學位不被認可只能做推銷員，卻堅持念夜校學英文。這種「既然選擇就直面挑戰」的韌性，是那一代人的共同特質。他們不是被動接受命運，而是主動在逆境中尋找出路。

書中記敘人物的方式為何採用離散片段式結構，而非線性敘事？

這是刻意的設計。如果按每個人的經歷從頭講到尾，難免重複「印尼—中國—香港」的相似軌跡。我採訪了太多人，發現他們的故事都沿著「出國—回國—再遷徙」的曲線展開，若線性書寫會讓讀者疲憊。最終我決定用「地理切片」：先講印尼為何離開，再講中國如何適應，最後講香港如何紮根。這種結構暗合「離散」主題——他們的人生本就是支離破碎的遷徙史。更重要的是，離散不僅是空間的轉移，更是身份的撕裂與重組。

作為第二代華僑，你如何理解「鄉土」的情感寄託？你認同自己是哪裏人？

作為在北京出生、香港長大、日本留學的第二代，我更認同自己是「香港人」。我們這代人的朋友圈、家庭都紮根香港，融入社會的過程更自然。我能分辨印尼語、福建話、普通話混合的廣東話，那是老華僑的聲音印記，但我的生活圈又完全融入香港，像一個文化中間人。這種雙重性讓我理解：身份認同不是非此即彼的選擇題，而是流動的光譜。現在香港有幾十萬印尼華僑後代，他們像我一樣，平時是普通上班族，只有在特定場合才顯露身份。有趣的是，我身邊許多朋友也是印尼華僑後代，平時像「隱形人」，直到我寫書才相認，這種「隱性存在」本身，就是離散的當代註腳。

在當今全球化時代的「離散」狀態與老一輩華僑有何不同？

最大的區別是「確定性」。現在年輕人留學移民，大多清楚未來規劃，一張機票就能回國；但老一輩的離散是「破釜沉舟」。我母親十六歲回國時，羅湖關口的離別就有「生離死別」的味道，而現在深港通勤不過「幾個地鐵站」的距離。這種變化不僅是地理的，更是心態的。老一輩遷徙時，信息閉塞，對目的地一無所知，去香港時甚至不知道英國殖民地的規則；現在年輕人遷徙前，能通過互聯網掌握所有信息。前者帶著悲壯感，後者更像「世界公民」的主動選擇。比如我父親晚年去印尼，已能從容往返，而他年輕時從印尼回國，卻是「單行道」式的冒險。

在全球化背景下，你如何看待東南亞新老華僑身份認同的變化情況？

新一代華僑更傾向「全球化生存」。我在印尼的親人會讓孩子去新加坡、英國留學，生意網絡連接中國與東南亞，生活圈是跨國界的。他們不再糾結「我是誰」，而是以「家」為圓心構建身份，只要家人在一起，心就能安定。這讓我想起九八年印尼排華事件。當時一些華僑遭受襲擊，卻選擇留下，因為「根」仍在那裏。而老一輩華僑面對排華時，更多是被動遷徙；現在的年輕人則主動布局，將身份分散在不同地域。這種從「落葉歸根」到「隨遇而安」的轉變，本質是對「鄉土」的重新定義：真正的根，不在地理座標，而在血脈記憶的延續中。

書中為何較少提及一九九八年的印尼排華事件？

書中主要聚焦一九五零年代回國的華僑，一九九八年時他們多已在香港定居。在當地的華僑雖然經歷過排華，但還選擇留在印尼，繼續生活。那段歷史對他們是沉痛的，考慮到他們仍在當地生存，細節不便過多書寫。更重要的是，上一輩人面對苦難時的態度讓我震撼：他們很少抱怨，而是默默尋找出路。我父親到香港後，即便學位不被認可，仍踏實做推銷員養家。這種「逆境中求存」的韌性，比苦難本身更值得書寫。